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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诈骗罪裁判规则
文章来源:包头律师事务所  发布者:包头律师  发布时间:2019-9-10 22:38:49   阅读:705

【票据诈骗罪】《刑法》第194条第1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的;

 

()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

 

()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

 

 

 

 

 

一、票据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属于包含关系,票据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属于交叉关系【参见96号案例】

 

 

 

【裁判理由】: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金融诈骗或合同诈骗的犯罪行为,刑法以不同章节和条款作了规定,并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在构成要件上,票据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但是,具体犯罪行为不同,侵犯的犯罪客体不同,罪名都不容混淆。票据诈骗罪在客体上侵犯的是国家对票据的管理制度,在客观上仅限于使用本票、汇票和支票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在客观上限于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进行诈骗的行为。如果忽略这些特定的诈骗犯罪行为特征和犯罪侵犯的特殊客体不计,行为人实施金融诈骗、合同诈骗的行为,也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法定构成要件,这种情形在刑法理论上被称为法条竞合。所谓法条竞合,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刑法分则条文,其中某一法条规定的全部内容包含于另一法条的内容之中(即两个法条发生重合),或者两个法条的部分内容相同(即有所交叉)的情形。票据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就属于一种包含关系,票据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对于法条竞合的处理,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应择一重处断,即按照刑法规定的法定刑较重的法条定罪处刑:如数个法条的法定刑相同,则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以特别法的法条定罪处刑。由于刑法规定的金融诈骗罪的法定刑重于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法定刑与诈骗罪基本相同,因此,对于实施金融诈骗或者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构成犯罪的行为,不应当再笼统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法律评析】票据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属于包含关系,是指犯罪行为如果符合触犯票据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肯定也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法条属于普通法条,刑法第194条关于票据诈骗罪的法条属于特别法条,两者存在竞合关系,特别法条中的犯罪构成能够覆盖普通法条的犯罪构成。特别法条的适用,以行为符合普通法条为前提。

 

票据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属于交叉关系,是指刑法第224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法条与刑法第194条关于票据诈骗罪的法条内容上存在竞合,两者的犯罪构成具有交叉但又不是覆盖关系,法条的适用要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区别对待。

 

 

 

二、认定票据诈骗罪,必须查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参见145号案例】

 

 

 

【裁判理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票据诈骗罪的必要构成要件。作为侵犯财产犯罪的票据诈骗罪,是从传统的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与诈骗罪相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

 

虽然刑法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条文中,只对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中的“恶意透支”行为明确规定了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没有明确规定票据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但并不是说票据诈骗犯罪不要求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由于金融诈骗比普通诈骗犯罪的情况复杂,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上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在非法集资(诈骗)、违法贷款(诈骗)和恶意透支信用卡行为中,行为人采取虚假手段集资、贷款或者恶意透支信用卡,并不一定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刑法才强调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才能构成犯罪。而在其他金融诈骗犯罪中,如果没有相反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采取刑法规定的方式、手段进行金融诈骗的,一般可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需要刑法作出特别规定。正如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但刑法没有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此类犯罪的构成要件一样。因此,认定票据诈骗罪,必须查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法律评析】如前所述,票据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属于包含关系,刑法中关于诈骗罪的法条属于普通法条,关于票据诈骗罪的法条属于特别法条,特别法条的适用,以行为符合普通法条为前提。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要求需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如若认定票据诈骗罪,就必须要查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此外,刑法关于部分金融诈骗罪的条文中,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该规定属于注意规定,是一种特别强调,而非构成要件的规定。

 

 

 

三、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参见861号案例】

 

 

 

【裁判理由】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进行支配,从而排除权利人的支配,并遵从财物的用途进行利用和处分,即非法占有目的由“排除权利人的支配”与“利用取得的财物”双重意思构成。对于前者,不仅要考虑行为人有无返还的意思表示、使用时间的长短,还要考虑财物的价值、对被害人的侵害程度等。

 

【法律评析】张明楷老师在《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一书中指出,金融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包括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他认为只有具有永久性的排除意思时,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金融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此外,对于利用意思,是指遵从财物可能具有的用法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或者说取得、享受财物可能具有的利益或效用的意思。

 

四、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参见145号案例】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

 

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

 

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但是,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

 

【法律评析】根据行为人的事后举止与态度推定行为人在行为时存在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不等同于“事后故意”“事后目的”,这只是以事后的行为来佐证行为时的故意与目的。推定方法只应在“故意”“目的”有无不清、又无法找出证据证明时加以运用,不得一概以推定方法代替调查取证。此外,推定必须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应允许被告人提出相反证据以克服推定在特殊情况下的虚假性。

 

 

 

 

 

 

五、牵连犯的认定与处理【参见277307653号案例】

 

 

 

【裁判理由】(277号)所谓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方法(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形。概言之,牵连犯是数行为触犯数罪名,而数行为之间却存在牵连关系。牵连犯属处断上的一罪,其处置原则是,除法律明文规定需要数罪并罚外(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择一重罪论处。认定牵连犯的关键是判断数个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牵连关系,而判定牵连关系的标准,通说认为,应当以是否同时具备牵连意图和因果关系为依据。

 

 所谓牵连意图,是指行为人对实现一个犯罪目的的数个犯罪行为之间所具有的手段和目的,或者原因和结果关系的认识。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行为人只追求一个犯罪目的,即行为人所实施的数行为都指向同一犯罪目的。换言之,如果行为人的数行为不是为着实现同一犯罪目的,那就不存在牵连意图。二是行为人在主观认识上,是把直接实施犯罪目的的本罪行为作为主行为,而把为实现这一犯罪目的而创造条件或加以辅助的犯罪行为作为从行为。就本案而言,在被告人那里,伪造企业印章、伪造金融票证,实施票据诈骗具有同一的犯罪目的,其中实施票据诈骗是主行为,而伪造企业印章、伪造金融票证是为实现其诈骗目的而创造条件或加以辅助的从行为。可见,该三个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成立牵连犯,应择一重罪论处,不实行数罪并罚。而被告人先前所实施的盗窃未遂行为则与上述几个行为之间明显不具有同一的犯罪目的指向,因而不具有牵连意图。因此,不能将本案被告人先前的盗窃行为同样视为票据诈骗的牵连行为。

 

307号)本案被告人李兰香利用其保管的深圳市萨普泰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证章擅自签发支票并加以使用,从而将该公司49万元注册资金非法据为己有的行为,实际上同时触犯了伪造金融票证罪和票据诈骗罪两个罪名,但因两者存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牵连关系,按照牵连犯的一般适用原则,本案应以票据诈骗罪一罪处理。

 

653号)被告人张平实施的盗窃行为与冒用行为不构成牵连犯。从犯罪构成的主观、客观方面和侵犯的客体来看,被告人张平先后产生了两个犯意或目的,即盗窃财物的故意和利用所窃得的银行汇票实施诈骗的故意。同时在行为上亦表现为既有秘密窃取的行为,又有隐瞒事实真相冒充合法持票人实施诈骗的行为,被窃者的5000元损失和被骗者的8.7万元损失是由被告人张平先前的盗窃行为与嗣后的诈骗行为分别造成。张平基于两个犯罪故意,实施了两个独立的犯罪行为,既侵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对金融票据的管理制度,两行为间不具有牵连关系。

 

【法律评析】一般认为,牵连犯,是指犯罪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况。张明楷老师认为,承认牵连犯的概念,应采取类型说,即只有当某种手段通常用于实施某种犯罪,或者某种原因行为通常导致某种结果行为时,才宜认定为牵连犯。如307号案例中,李兰香利用其保管的深圳市萨普泰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证章擅自签发支票并加以使用的行为,实际上同时触犯了伪造金融票证罪和票据诈骗罪两个罪名,但因两者存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牵连类型关系,按照牵连犯的一般适用原则,应以票据诈骗罪一罪处理。

 

277号案例中,指出认定牵连犯,应以同时具备牵连意图和因果关系为依据,这一说法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如果行为人先后实施的两个行为不具有同一目的,在符合不同犯罪构成的前提下,刑法也未做出特殊规制,显然不能认定为一罪,如653号案例中张平的行为。

 

 

 

六、单位犯罪的认定与处理【参见387号案例】

 

 

 

【裁判理由】本案的票据质押货款是以津浦公司的名义进行的,所得款项用于归还津浦公司债务,属于单位犯罪,被告人王世清属于犯罪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由于检察机关未起诉犯罪单位,法院直接适用刑法第二百条和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追究王世清的刑事责任。

 

【法律评析】《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一)关于单位犯罪问题: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3.对未作为单位犯罪起诉的单位犯罪案件的处理。对于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只作为自然人犯罪案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及时与检察机关协商,建议检察机关对犯罪单位补充起诉。如检察机关不补充起诉的,人民法院仍应依法审理,对被起诉的自然人根据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法按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并应引用刑罚分则关于单位犯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有关条款。”

 

认定为单位犯罪,会影响到其中自然人的责任,尤其是对于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有差异的案件。即使是定罪量刑标准没有差异的案件,考虑到单位犯罪责任的分散性特点,对其中个人的量刑也相对较轻。对确属单位犯罪而没有指控单位的,应按照单位犯罪的标准对个人判刑。单位犯罪由单位承担退赔责任。

 

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考虑行为人是否为本单位谋取利益,但是,不能认为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关键区别在于是为单位谋取利益还是为个人谋取利益。因为自然人犯罪也可能是为了单位的利益。

 

 

 

七、票据诈骗罪中“使用”的含义【参见861号案例】

 

 

 

【裁判理由】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构成票据诈骗罪。根据人民银行1997919日印发的《支付结算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票据的伪造,是指“无权限人假冒他人或虚构人名义签章的行为。签章的变造属于伪造”;票据的变造,是指“无权更改票据内容的人,对票据上签章以外的记载事项加以改变的行为”。可见,票据的伪造,就是指票据签章的伪造,即以他人名义或者虚构人名义签章的票据行为。票据法规定的票据行为有四种,即出票、背书、承兑、保证。票据的“使用”,包括出示、交付、兑现或者转让等形式,如将伪造、变造的票据交付给他人,以伪造、变造的票据前往银行兑现,将伪造、变造的票据转让给他人,将伪造、变造的票据作为债权凭证等,均属于对伪造、变造票据的使用。不过,无论行为人如何“使用”,其实质都是采取欺骗手段,使他人误将伪造、变造的票据当作真实的票据而与行为人进行交易,以骗取他人的交易对价。

 

【法律评析】票据诈骗行为,是通过产生、变更和消灭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骗取财物的,其目的在于骗取他人的交易对价。如果使用票据存在欺诈行为,但并没有产生、变更和消灭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为了显示经济实力而向他人展示自己虚假的票据的行为,就不能认定为票据诈骗。

 

 

 

八、骗取货物与使用票据付款的先后不影响认定票据诈骗罪【参见96号案例】

 

 

 

【裁判理由】本案被告人季某骗取易高公司的电脑和瑞协公司的啤酒,均是采取“签发空头支票”支付货款的手段实施的。其签发空头支票是在骗取财物之前还是之后,不应当影响票据诈骗罪的成立。因为,行为人完成诈骗犯罪的行为是在其签发空头支票之后。而其一旦完成整个诈骗犯罪行为,其诈骗犯罪的具体行为、侵犯的客体才能最终确定,因此被告人无论是在取得货物之前、同时还是之后签发空头支票,其行为不仅侵犯了普通诈骗罪中他人公私财物所有权这一共同客体,更主要的是还侵犯了国家对票据的管理制度这一特殊客体,符合票据诈骗罪的特征。从另一个角度看,行为人先得到商品的行为,尚不能独立构成犯罪,因此,也就不能仅以此即确定其行为特征,进而确定其具体罪名。当然,季某骗取瑞协公司的啤酒,同时利用了购销合同,形式上也触犯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构成合同诈骗罪。但如前所述,对这种情形的法条竞合,应按照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选择适用特别法条,对被告人季某,应以票据诈骗罪定罪处刑。

 

【法律评析】既然是诈骗罪,就必须因为欺骗行为而骗取财物,不管使用票据付款是在骗取货物之前还是之后,只要因使用票据的行为而获得财物的就应当认定为票据诈骗罪。但张明楷老师认为如果诈骗行为既遂之后,才签发空头支票,这种事后为了掩盖诈骗事实、拖延时间以便于逃离,这种行为就不应当认定为票据诈骗罪。

 

 

 

 

 

九、利用管理他人印章等便利条件冒用他人名义开具并使用支票的行为,认定为伪造支票【参见307号案例】

 

 

 

【裁判理由】本案所使用票据是支票,且非废票,亦非空头或者与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故上述(2)(4)(5)三项行为首先得以排除,在剩下的使用伪造支票和冒用他人支票两种行为中,一、二审裁判意见认为本案应属冒用他人支票行为,我们认为属于使用伪造支票行为。应当说,没有代理权或者超越代理权以及利用所保管的出票权利人的印章开具票据并使用行为的具体认定,在理论和实务上均存在定的分歧,本案即属于此种情形。我们之所以将此种情形认定为使用伪造支票行为,其主要理由是,冒用他人支票以真实、有效的支票既已存在为前提,是一种单纯的使用行为。而利用管理他人印章等便利条件冒用他人名义开具并使用支票,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出票行为,尽管该出票行为具有表面上的真实性,但因未经权利人授权,非权利人的意志所为,根本上是一个伪造支票的行为,即假冒他人名义伪造票据,因而也是无效的。

 

【法律评析】冒用他人支票以真实、有效的支票既已存在为前提,是一种单纯的使用行为。但未经权利人授权,非权利人的意志所为的出票行为,不属冒用,而是伪造支票的行为。

 

 

 

十、欺骗银行工作人员取得已贴现的汇票,办理质押贷款的行为认定为票据诈骗罪【参见387号案例】

 

 

 

【裁判理由】被告人王世清以欺骗的手段从刘耀手中取得已经贴现过的承兑汇票(被背书人栏内未签名盖章),其票据的取得是非法的:在货款过程中,王世清明知该汇票已被贴现,自己对该汇票不具有支配权,而向农行淮西支行隐瞒了事实真相,擅自以本公司作为合法持票人,使用不具备支配权的承兑汇票办理质押贷款,应视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的汇票”。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的汇票进行诈骗活动,构成犯罪的,应当以票据诈骗罪定罪处罚。

 

【法律评析】冒用他人票据的行为实质,是假冒票据权利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行使本应属于他人的票据权利,从而骗取财物。因此,行为人使用他人已贴现过的承兑汇票质押贷款的,也属于冒用他人的票据。

 

 

 

十一、为票据诈骗罪提供帮助的行为不一定认定票据诈骗罪【参见387号案例】

 

 

 

【裁判理由】被告人刘耀的主观故意内容与被告人王世清不一致,其行为不构成票据诈骗犯罪的共犯。

 

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是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客观要件是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判断刘耀与王世清是否构成票据诈骗犯罪的共犯,关键看其主客观要件是否符合共同犯罪的条件。本案刘耀将已经在本单位贴现过的承兑汇票借给王世清用于质押贷款,在客观上为王世清实施诈骗犯罪提供了帮助。但刘耀轻信王世清在短期内归还汇票的谎言,同意将已经在本单位贴现的承兑汇票借给王世清使用,并要求王世清在一周内归还汇票,主观上不具有诈骗的共同故意,因此,刘耀与王世清不构成诈骗犯罪的共犯。刘耀作为商行淮西支行的工作人员,利用实际具有保管汇票的职务便利,将本单位的银行承兑汇票借给他人使用,一、二审对其行为以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正确。

 

【法律评析】如果采取部分犯罪共同说,可以认为刘耀与王世清成立挪用资金罪的共同犯罪。但是,由于王世清的主客观内容超出了挪用资金罪的范围,具有票据诈骗罪的故意与行为,所以,只对于刘耀认定为挪用资金罪。

 

 

 

十二、票据行为部分虚假不一定构成票据诈骗罪【参见645号案例】

 

 

【裁判理由】曹戈的行为不符合票据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票据诈骗罪的行为人必须有使用虛假票据进行诈骗的行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金融票据的管理制度与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如前所述,曹戈虽然采用了伪造购销合同的虚假手段从永宁农信社取得承兑汇票,其中47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后来发生了背书栏内吉煌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均系伪造的事实,但永宁县农信社开出的承兑汇票是真实的,并非虚假汇票,曹戈并没有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所列情形中有关使用伪造、变造、作废、冒用他人汇票进行诈骗活动的手段和事实。同时,涉案的担保与反担保合同也是真实、合法的,曹戈没有持假汇票骗取任何人的财产。因此,在客观方面曹戈没有利用虚假票据骗取永宁农信社钱款的犯罪对象、手段和事实,曹戈的行为不符合票据诈骗罪的特征,不构成票据诈骗罪。

 

   【法律评析】票据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金融票据的管理制度与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利用真实票据骗取他人财物的,不成立票据诈骗罪。类似行为不成立票据诈骗罪,只能视行为性质认定为合同诈骗罪或普通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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