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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律师:被告人自动到案在首次讯问中否认罪行后又如实供述的是否认定自首
文章来源:包头律师事务所  发布者:包头律师  发布时间:2019-8-30 17:25:30   阅读:308

不同被告人自动到案后由于主客观原因可能出现在首次讯问中否认罪行后又如实供述的情况,应综合分析被告人到案的详细过程,认真审查归案的目的性和供述的自愿性,分清造成首次否认罪行的原因,不能单从形式上的否认罪行而否定自首情节的认定。下面就以下案例对上述情况进行说明: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刑初63号刑事判决书

    2.案由: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基本案情】

    20091月至20146月期间,被告人童汀利用其担任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所获取的相关基金组合投资股票的持仓和交易情况等未公开信息,伙同其父亲被告人童学某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累计趋同成交金额人民币7.1亿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1256万余元。

    另查明,2015615日,办案公安机关委托被告人童汀住所地的公安民警通过童汀的亲友电话联系童汀归案,童汀如实告知下落,积极配合归案。在此之知

前,办案公安机关曾让童汀的同事劝其主动归案,童汀明确表达了等候调查的意愿。到案后,童汀在其住所地公安机关讯问中(第一次讯问笔录)否认罪行,但在第二天被移交办案公安机关后如实稳定供述罪行。

    公诉机关指控中认定童汀构成自首。

【案件焦点】

    被告人童汀经电话通知自动到案,但在首次讯问中否认罪行后又如实稳定供述的,能否因第一次讯问没有如实供述,否定其归案的主动性,从而不认定自首。

【法院裁判要旨】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童汀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童汀身为基金管理从业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违反规定,伙同被告人童学某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情节特别严重,两人的行为均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依法应予惩处。在共同犯罪中,童汀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童学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结合两名被告人各自具有的自首、如实供述、从犯、退还全部违法所得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以及犯罪事实、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童汀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50万元;

    二、被告人童学某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宣告缓期三年,并处罚金610万元;

    三 、追缴被告人童汀、童学某的违法所得12568858.55元。(已全部追缴);

    四、没收供犯罪使用的笔记本电脑。

 

    本案处理重点主要在于对自首情节的认定。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因此,成立自首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罪行两个要件。但是在自动归案的前提下,却在首次讯问(含调查谈话)中否认罪行,后又能如实稳定供述的,如何判断其自动到案是否有投案意愿,以及其如实供述是否具有主动性,往往成为司法实际中是否认定自首的难点。对此,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要综合其到案过程、首次否认的原因、侦查机关的态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下面通过结合笔者审理的另一件类似情形而不认定自首的案件(吴根某受贿案,案号:2015)渝一中法刑终字第00642号)进行比较分析。

      在吴根某受贿案中,审理查明吴根某所在单位的纪检人员于201410月至11月两次约谈吴根某询问其是否涉嫌工程受贿,吴根某在此期间还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检察机关已经就此开始调查,但吴根某不仅向单位纪检人员明确否认,还与行贿人伙同以退还行贿款抵缴工程款差额的方式掩饰犯罪。201412月,经电话通知,吴根某自动在其单位纪检人员陪同下,前往检察机关接受调查。在到达检察院后,其单位纪检人员再次明确要求吴根某交代有没有经济问题,吴根某仍予以否认。吴根某被移交检察院后,在第一次调查询问中,继续否认受贿行为。第二天,吴根某在第二次调查询问中才如实供述。

    虽然吴根某受贿案(下称吴案)与本案的到案情况有类似之处,但最终笔者认为,吴根某不具备自动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不能认定为自首。两案作出了不同的自首情节认定的原因在于:第一,就到案过程来看,吴案的行为人在到办案机关前有多次向单位纪检部门投案的机会,但均否认罪行,并有掩饰犯罪的行为;而本案的行为人在到办案机关前通过其同事明确向办案机关表达了等候调查的意愿,且在接到电话通知后明确告知下落,并在原地等候归案。第二,就首次否认的原因来看,吴案的行为人辩称系因为慌张而予以否认,但经审查首次询问笔录,询问时间持续1个多小时,办案机关明确告知了相关权利义务,故行为人的辩解理由并不充分;而本案系由受办案单位委托的行为人住所地公安机关所作的第一次讯问笔录,讯问内容比较简单,所提问题还存在语义含混的情况(如民警将“未公开信息”表述为“内部信息”),故行为人有可能因为客观原因作出否认罪行的表达。第三,就侦查机关的态度而言,在吴案中,从侦查到起诉,相关办案机关均不认可行为人构成自首;而在本案中,侦查机关出具了自动到案的情况说明和相关证人证言,公诉机关指控中认定自首。需要说明的是,重视侦查机关的态度,并非指法院一律遵从前述单位的意见。而是因为侦查机关是行为人到案过程的“亲历者”,对其到案的主动性、自愿性更有“体会”,故法院应在全面审查到案证据材料的基础上重视侦查机关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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