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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律师咨询: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文章来源:包头律师事务所  发布者:包头律师  发布时间:2019-8-5 22:58:45   阅读:668

一、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规定在现行《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三款,按照上述条款规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是指行为人或者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达到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关于贿赂犯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了20081120日《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121216日《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及制定司法解释的目的主要针对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行贿犯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等,具体可见陈国庆、韩耀元、宋丹:《<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和适用》,载《人民检察》2013年第4期),因此对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的理解,应当主要依据《意见》的规定(《意见》第一条明确,该规定中的“商业贿赂”包括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意见》第九条规定:在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以谋取竞争优势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 其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的理解。其一,《意见》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其他单位”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组织。其二,“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既包括非国有性质单位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国有性质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工作人员。 最后,“数额较大”的入罪标准。根据2016418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关于行贿罪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该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的数额起点为三万元,那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的“数额较大”的起点为上述标准的两倍,也就是六万元。该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数额起点为一百万元,那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的“数额巨大”的起点为上述标准的两倍,也就是二百万元。 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单位犯罪成立条件《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一般认为,单位犯罪的成立需要同时满足下列条件:(1)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即相关犯罪行为系由单位的决策机构按照单位的决策程序决定或者由单位的负责人、单位负责人授权的人决定;(2)犯罪所得全部或者大部分归单位所有,即实施相关犯罪行为的目的系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如系盗用单位名义,非法所得并未归单位所有,而是由个人私分的,应当以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3)刑法分则明确规定单位应受处罚,即单位犯罪的认定必须有明确的分则规定,如刑法分则并未规定该罪可以成立单位犯罪,则即使是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为单位谋取利益实施犯罪的,也应以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4)单位并非为了违法犯罪活动设立或者设立后并非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如单位成立的目的即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单位成立之初虽非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单位成立后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仍应以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中,由于相关案件事实尚待进一步查证,因此是否涉嫌单位犯罪无法准确判断。但鉴于:(1)犯罪嫌疑人冯鑫系暴风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即是该单位的负责人;(2)《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了本罪可以成立单位犯罪;(3)暴风集团自成立之初即以合法业务为主要经营范围,故本案中暴风集团(或相关的子公司等)是否成立单位犯罪,主要取决于冯鑫的涉案行为是否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根据包括资金来源、非法利益流向或者预期流向等因素判断)。 至于暴风集团在针对深交所问询函中回复所称的“公司目前未收到针对公司的调查通知,该事项目前不涉嫌单位犯罪,尚未知是否与公司有关”,需要说明的是,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查处单位犯罪时,在侦查阶段一般并不向涉案单位下达正式的法律手续(向单位取证除外),而仅对相关直接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采取侦查措施。甚至在部分案件中,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也并不会在起诉意见书中明列犯罪嫌疑单位,而是在审查起诉阶段,由人民检察院确定被告单位予以公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暴风集团的回复函中也只能说“该事项目前不涉及单位犯罪”,而并未对单位犯罪的可能性断然否定。 三、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刑罚设置失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值得关注的还有本罪的刑罚设置问题。《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本罪的刑罚设置有两档,对于犯罪“数额较大”的,对应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于犯罪“数额巨大”的,对应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该条第三款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对于单位犯罪的,除对单位判处罚金之外,对于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第一款规定定罪处罚。 如果单独来看,刑法中对本罪的刑期设置似乎并无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将其与《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单位行贿罪”相对比,则问题立刻得以凸显。《刑法》在单位行贿罪中规定,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通过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单位向他人行贿的,根据行贿对象的不同可以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单位行贿罪和《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单位犯罪未单独成罪),对于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单位中的相关责任人员面临的最高刑事责任为五年;而对于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单位中的相关责任人员面临的最高刑事责任为十年。 一般认为,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因其侵犯的法益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故相较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社会危害性更大。也正是因为如此,从刑罚设置上看,贪污罪相对于职务侵占罪较重,受贿罪相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较重,(个人)行贿罪相对于(个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较重。但是具体到单位行贿与(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之间,《刑法》却将单位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法定刑设置轻于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造成明显的立法失衡。虽然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审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件中,尽量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以实现量刑的轻缓化,但是这并无益于解决立法上所存在的源头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后续的刑法修订时,应当对于《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三款中对于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设置更为轻缓的刑罚,以达到与单位行贿罪刑罚设置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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