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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史三人谈之一:段秋关
文章来源:包头律师事务所  发布者:包头律师  发布时间:2019-7-25 23:31:31   阅读:2258

编者按:“中国传统法的地域性格”专题研讨会暨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2019年会于7月20日在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召开。西北大学法学院段秋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西北大学法史创新工程首席专家杨一凡教授、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会长、西北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武树臣教授在会上致辞。“法史人生”公号将分别推送“法史三老”之致辞或文章,以飨读者。今天先推送段秋关老师的致辞。

首先,向出席会议的领导、贵宾们表示衷心感谢!向参会的各位同仁和同学们表示热烈欢迎!

树臣会长要我代表专业委员会致词,在下诚惶诚恐。一者很少参会,怎能代表学会,二来会长在座,怎么由我代表,三者人老趋痴,怎敢代表别人。但树臣指示已下,恭敬不如从命。致词就是开头的那三句话,下面内容应视为参会发言。

不久前看到一篇网文,马建红教授大作,叫作“鄙视链末端的法史学”,将法制史排列为法学的殿军,又有网文谐音为“法致死”,颇令学界注目,同仁痛心。法致死话虽难听,却道出实情。我们不必为此伤感。身处史学与法学的边缘和结合部,史学嫌它单调,法学怪它无用,所以象一个养子或剩女,父不疼母不爱,全靠自己折腾。但这是新时代之常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本属冷门可落雀,官商罕至车马稀。二十多年前,我曾将弃法史而去的学人戏称为“胜利大逃亡”。今天,我还是向转行的同仁道声辛苦! 这个选择不算错,终于不再遭冷眼熬冷凳了。

然而法史真如调侃所言濒临死期吗?非也。且不说一再强调重视中国优秀法文化的研究,暂不论法史著述面世之众影响之巨,请看一看当时当地、年会现场: 今天仍有这么多同仁自全国各地齐聚包头,以文会友; 法思想史专委会仍罕见的坚持一年两会,切磋学术; 各领导贵宾同学热情到会助力; 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杨一凡先生亲临,武树臣会长坐镇等等,足以说明如今法史研究队伍精良,成绩蜚声,老中青薪火传承,淡名利厚积薄发的势态。

    当然,我们自身也存在种种不足甚至乱象。学会负有正名立身、提升学术水平的重任,以下谈三点意见:

一、法史研究应趋纵深,开拓新域

近年来面世的《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1902:中国法的转型》、《寻找中国判例法》、《法家思想通论》、《历代例考》与《历代令考》等论著,尤其本专业委员会前届年会集中研讨“法家思想与中华法系”、“中国法的精神世界”,这次又以“中国传统法的地域性格”为主要议题,都表明法史研究的专门化、专题化、专业化特征和朝着纵深领域开拓的趋向。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一靠坚持不懈、砥砺前行的勇

气,二凭发掘史料、去伪求真的本领。十分庆幸的是,我们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人与新秀,咬定法史学,甘坐冷板凳。我们还有幸看到前辈无法企及的出土文物和简牍。尤为难得的是,在杨一凡先生的身体力行和主持之下,中国法律文献、尤其古代典籍的搜集与整理进展加速,成就卓然。基本将国内外各图书馆所收藏的中国法律典籍点校纠正、影印付诸出版,约有近千种法律古籍已分类成册面世。前不久还在西北大学建立了“中国法律典籍文库”,免费开放使用,助学助研。如今唯盼各同仁和有志者潜心研究,推出新见了。

二、质疑成说,重述法史

此为陈顾远先生在八十年前因发现误失遂首倡,杨一凡、倪正茂、俞荣根、田涛等在十七年前据法史研究实情而发起的学术倡议,旨在纠正错讹、澄明误导、寻失补缺、还复真相、除疑克难、创立新说。从《批判与重建:中国法律史研究反拨》到《重新认识中国法律史》、《中国中古礼律综论》、《礼法传统与中华法系》等文集和著述,新路已经趟出,踏雪见留印痕。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思想学说形成于本土,很少受外来的影响,所以古代中国人使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术语和范畴进行表达,与西方的法学概念有别,与今人的理解亦不同。陈顾远指出,“世人对于中华法系之认识每多误解,以为律统、刑书、刑官之类,乃中华法系之应有面目;而不知礼书、礼制之中,更有一大部分属于中华法系之领域”,批评“中华法系民事、刑事不分,道德、法律混淆”,以及“有人治无法治”、“有刑事法无民事法、政事法,公法多私法少、繁琐散乱而不成体系”等。这些说法用“现代之眼光”、“西洋之标准”苛求古人,实属脱离中国实际的臆断或偏见。

杨一凡强调:丰富的法律文献表明,长期流传的“中国法律儒家化”、“司法行政合一”、“律学即法学”、“会典行政法典说”、“明清律例体系说”、“明代无令说”,以及“中国法律思想史即刑法思想史”、“汉代后法律思想仅重复无建树”、“人治与法治斗争是一条主线”等成说或通识,有的属于臆断,有的存在偏颇或缺陷,有的需要经过反复论证、争鸣方能判断是否成立。可见,质疑成说,重述法史已是关系法律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重大课题。二位先生言之凿凿,望我们共勉。

产生“错讹误缺”的原因复杂多元。从客观方面讲,中国传统法文化历史长达五千年,难免顾此失彼;其范围广泛,很难观察全面;其内容复杂有变,常常出现假充真、偏盖全、讹传讹的现象,造成了诸多研究误区。从主观方面看,或者出于立场,或者由于方法,既有“古人之误”的遗留,也有“今人的主观”或以西量中、一知半解的判断。

因此,我们倡导的质疑与重述,是一种科学精神和学术期待。正如陈先生所示:力戒上述谬误,充分发掘、运用史料史实,兼备史学法学知识,采用科学方法,坚持推测之辞不可为信、假设之辞不可为据、传说之辞不可为证,以及学术见解不应据以为史、个人观点不应擅以为史等原则,重述法史,创立新说。同时应警示同仁,学术争鸣,贵在尊重。我们决不否定前人成果,决不进行人身攻击,也决不赞成同伐异。我用四句话来概括这种态度:前人开拓功不可没,环境使然情有可原,讹误臆断不应再传,质疑重述各抒己见。

三、围绕年会主题,发表真知灼见

中国传统法的地域性格,标题醒目,外延宽泛,内涵深邃。即可作广义即中华法系理解,又可狭义分作各省各区审视。传统好说,传统法则一言难尽。地域性格也是一个混合型的概括词,可仁智互见。我的解读是:

    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法律”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经历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漫长岁月积累而成的结果,其本身的形态随着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条件而发生变化。“传统”即一个国家或民族延续已久、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内涵。它体现着该国与民族的精神命脉与性格品质,因而是“割不断”的。同时也只有“传之未断,统而不乱”才能世代传承,成为传统。传统是历史,已融入现在,又会构成未来的现在。或者说,传统总会以自己的方式连接着一个国家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传统法”的称谓,却是法学研究所使用的专用概念,指那种古代处于主流地位并对当代有深刻影响的法律制度和思想观念。它既是连接古代法和当代法之间的桥梁,也是一个学术范畴、研究领域或分析方式

     任何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 都是在该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法学以历史传统、体系结构、理念原则、实施方式等为标准,以国家为单位,将当代世界划分为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中华法系、伊斯兰法系等进行研究,明其特征,探其贯通。认为该国所处的地域环境及其历史传统,对于其现行法律发挥着不容忽视甚至某种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性格特征甚至是命运都和自然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说自然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性格。以地域为视角,探求中国传统法的性格,立题新颖独特、意义不可小嘘。

  至于地域性格”,若将它表述为地域(性)特征与民族性格,似乎更好进行

考察与研究。也就是说,可以研究中国传统法的地域特色与民族性格,也可以关注传统法在秦、晋、豫、川、楚、湘、粤、鲁、蒙、藏等地的特征与性格。例如:  

中国是个地处东亚大陆的历史大国,对外相对封闭,对内山水相通,秦岭将中华大地分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从世界屋脊到海洋岛屿,自西向东、自高向低,黄土农耕、水乡漁桑,分久必合,众多民族在此世代群居,修养生息。勤奋朴实、族群睦和、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家国情怀、恋土重迁、与时俱进等成为中华民族的原生性格。在中华独有的地域和民族性格的基础上,形成了集中统一、礼法合治、宗法等级、宽严相济、与时世相宜等中华法系的显著特征。

又如,当下的陕西地处我国腹地,惯以“三秦”自诩。“三秦”指关中、陕北与陕南。若置换为秦地秦人秦法,则更切年会的主题。关中平原四面有山,地肥物丰,居国之中,四通八达。久处秦地之秦人,传承夏裔周文,尚武强悍,奋力进取,居安思危,除陈创制,务实求新。秦地秦人所制秦法,开礼制律令之源,创改革“变法”之先,倡“以法治国”之始,造汉文景、唐贞观、开元“无为而治”之盛世,行就“古典法治”之中国模式。与齐鲁、川鄂、闽粤、蒙满等地相较,三秦大地为中国传统法涂上的浓墨异彩,至今仍熠熠生辉。

以上粗浅之见,实似引玉之砖,权作年会的开场发言。

会议时间宝贵,一人不能两度站台。下单元我的那篇文章已发给各位,就不再讲了,算是书面发言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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