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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参考】陈家鸣等盗窃、销赃案[第140号]裁判要旨归纳
文章来源:包头律师事务所  发布者:包头律师  发布时间:2021-12-03 17:16:47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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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刑事审判参考总第22集 指导案例 第140号
文: 汪鸿滨
一、基本案情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经俊杰、经俊义、王建勇犯盗窃罪,被告人陈家鸣犯盗窃罪、销赃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经俊杰、经俊义、王建勇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无异议。被告人陈家鸣及其辩护人辩称,其没有参与盗窃,仅是从中联系销赃,其行为仅构成销赃罪,不构成盗窃罪。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7年10月,被告人经俊杰通过其兄被告人经俊义得知被告人陈家鸣能“卖车”后,即分别伙同经俊义和被告人王建勇在天津市窃得大发牌汽车2辆,共价值人民币3.2万元,开往沈阳交由陈家鸣销赃。陈销赃后未将赃款分给经氏兄弟。
1998年1月,被告人陈家鸣在沈阳的朋友得知陈能弄到“便宜”车,便托其购买2辆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陈用电话与经俊义联系,提出要2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因上次销赃之事,经氏兄弟对陈产生不满,不愿与其合作。陈便于当月下旬到天津找到经氏兄弟,提出要“买”车,经氏兄弟碍于朋友情面,表示按其要求在当月给陈弄到车。为盗窃桑塔纳轿车,经俊杰先窃得l辆价值人民币2.6万元的大发牌汽车作为作案工具,后伙同经俊义、王建勇于1月22日晚在天津市体院北居民区,窃得价值人民币14.72万元的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1辆。经氏兄弟让陈家鸣验车,并欲告知此车来源,陈阻止并言明“别告我车是怎么来的,我只管卖车”。后陈家鸣让王建勇随同到天津提车的买主同往东北将卖车款带回,当王建勇一行途经辽宁省开源市时被当地交警查获。随后,公安机关于2月23日将经俊义抓获。经俊杰、陈家鸣闻讯后潜逃。
负案在逃的经俊杰认为,陈家鸣仍有汽车销路,又分别于1998年2月23日窃得价值人民币2.6万元的大发牌汽车1辆,2月16日窃得价值人民币11万元的灰色桑塔纳轿车1辆,全交由陈家鸣销赃。陈家鸣将大发汽车卖掉,留下桑塔纳轿车自用待卖。同年3月3日经俊杰窃得价值人民币3万元的大发牌汽车1辆为作案工具,在天津市和平区陕西路窃得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l辆,价值人民币16.4万元,通过陈家鸣联系到东北买主。经俊杰与买主将车开往东北,途经天津市宁河县时被交警查获。后公安机关于3月9日将陈家鸣抓获归案。
案发后,公安机关已将追缴的大发牌汽车2辆、桑塔纳轿车3辆发还失主。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经俊杰单独或伙同被告人经俊义、王建勇盗窃大发牌汽车5辆、桑塔纳轿车3辆,共计价值人民币53.52万元;被告人经俊义、王建勇参与共同盗窃大发牌汽车2辆、桑塔纳轿车1辆,共计价值人民币17.92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在共同盗窃活动中,经俊杰系主犯,经俊义、王建勇系从犯。考虑到经俊杰归案后,能如实交代部分罪行,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且被盗车辆大部分被追回,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陈家鸣销赃3辆大发牌汽车,得赃款1.45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销赃罪;事先与经俊杰等人通谋,事后并代为销售,参与共同盗窃桑塔纳轿车1辆,价值人民币14.7万元,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鉴于其在共同盗窃犯罪中作用小于其他主犯,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九条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1998年9月4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经俊杰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罚金二万元;被告人经俊义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罚金一万元;被告人王建勇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罚金一万元;被告人陈家鸣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罚金一万元;犯销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罚金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罚金二万元;
2.继续追缴被告人陈家鸣犯罪所得人民币1.45万元;
3.缴获的改锥、钳子、点火器等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经俊杰、经俊义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上诉;被告人王建勇、陈家鸣提出上诉。被告人王建勇以量刑过重为由请求从轻处罚,被告人陈家鸣上诉辩称其向经俊义联系买车不是事先通谋,没有参与盗窃,其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经俊杰、经俊义、王建勇勾结一起,秘密窃取机动车辆销售,其行为均构成盗窃罪;陈家鸣事先与盗窃案犯通谋,应以盗窃共犯论处;陈家鸣明知是盗窃的车辆仍予销售,其行为又构成销赃罪。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8年11月3日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事前通谋的盗窃共犯应如何认定?
本案被告人经俊杰、经俊义、王建勇犯盗窃罪和被告人陈家鸣犯销赃罪的事实清楚,定性无异议。但对被告人陈家鸣事先与经氏兄弟联系“购买”黑色桑塔纳轿车,事后为其销赃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共犯,在审理中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陈家鸣是替人购买汽车,案件中并没有他与经氏兄弟预谋盗车的具体情节,经氏兄弟也未明确告诉过陈是为他去偷车,陈家鸣只是明知或应知所购的是赃车,故仅应按销赃罪来论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陈家鸣明知经氏兄弟不经营汽车交易,也根本没有正当的现货或货源,却要经氏兄弟为其提供2辆“廉价”桑塔纳轿车。此前,陈已替经氏兄弟销赃2辆汽车,已知经氏兄弟只会通过盗窃获取其所要的“廉价”轿车,且亲往天津“督办”。陈实际上是用暗示的方式让经氏兄弟去盗窃其所要的轿车,以便自己从销赃中获取利差。此时,陈与经氏兄弟在内心已经形成默契,主观已产生意思联络,即完成了你盗我销的事先通谋,故对此节应以盗窃罪共犯论处。经俊杰潜逃后继续实施盗窃机动车辆,并交陈家鸣销赃的行为,是继续完成他们的事先通谋,陈家鸣在潜逃后继续为经俊杰销赃的行为,亦应以盗窃罪的共犯论处;
第三种意见,同意第二种意见中关于陈家鸣主动到天津“要车”一节以盗窃罪共犯论处的意见,但对经俊杰潜逃后盗车并交付陈家鸣销赃的行为,却持相反意见,即认为此是经俊杰单独的犯意行为,然后找陈家鸣销赃,现没有证据证明二人是在为继续完成以前的“通谋”,进行犯罪活动,陈与经俊杰在潜逃后的几次盗车行为中,没有形成事先的通谋,因而就此节而言,对陈不能以盗窃罪的共犯论处,仍应认定为事后的单纯销赃行为。这也是本案一、二审判决所采纳的观点。
三、裁判要旨归纳
具体到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涉及对“事先通谋”应如何理解。我们认为,认定事前通谋的共犯,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加入犯必须在本犯未完成犯罪之前与其有意思联络;二是加入犯必须在事后实施了赃物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行为人仅知道某人可能要盗窃,但事前未与其形成意思联络,事后与之共谋销赃的,或者虽与盗窃犯有事前意思联络,但事后未再实施销赃等行为的,均不能构成盗窃共犯。所谓“事先通谋”,通常表现为与本犯在本罪的准备阶段或实行之前就形成了意思联络,但不仅限于此,“事先”的本质在于本罪未完成之前。“通谋”,经常表现为双方有明确的关于“你盗我销”等类似内容的约定,但也不限于此“通谋”的本质在于双方已形成了意思联络或沟通,而意思联络或沟通的方式,既可以是相互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双方心照不宣的。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事先通谋、事后销赃的共犯来说,并不要求其对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目标等具体情节都参与共谋或了解,只要其与实行犯共谋了特定的犯罪行为,并事后进行销赃,就可以说双方已形成了“事先通谋”,即已形成共同盗窃的故意。
综上,我们认为,两审法院判决均采纳第三种意见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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